九江到西安有高铁吗？
自古以来，“七省通衢”的九江便是一座商贾云集的城市。而如今，在构建“大南昌圈”的进程中，九江作为核心城市，将发挥重要作用。虽然，在很多人眼中，西安也是一个西北城市，似乎同江西关系不算太过紧密。可是，实际上，西安和九江的历史文化渊源，却远比我们想象中更为密切：秦始皇的陵寝兵马俑，与九江的长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；而大诗人李白一生多次游历的名山庐山，更是和西安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缘分。1
庐山“遗世而独立”，又与咸阳有不解之缘
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，“先天”一词意指道家所称的天地尚未开裂之前的宇宙状态，更兼有“根本”之意。而位于江西北部的庐山，便有“江西四大名山”之一的先天福地。自秦汉以来，历代文人墨客和帝王将相见于此，并予以咏诵和推崇，使其成为道、佛二教的兴盛之地，更被道家誉为“第九福地”。
唐代，自李白“望庐山瀑布”之后，庐山更是被称为“匡庐”，与北京附近的“景山”、成都附近的“峨眉山”、重庆附近的“武当山”齐名。而与庐山齐名的不止有“两湖”（武汉、长沙）、“三徐”（徐州、镇江、扬州）、“四严”（丽水、金华、绍兴、杭州）、“五岳”（泰山、衡山、华山、嵩山、中岳），还有位于陕西、河南、山西交界处的“五老山”。
可是，令人不解的是，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，五老峰和庐山的名字一直被用作神话传说，而“五老山”却逐渐鲜为人知。直到清末，在张之洞、倪文蔚等主政江西时，在江西“撤道设县”时，将位于陕西、河南、山西交界处的“五老山”将其命名为“五龙山”，并作为西安府辖县。这大概便是“五龙山”与“五老山”关系的主要脉络。而“五老山”与西安的渊源，更是历史悠久。
《陕西通志》曾引《关尹子》曰：“老子将西见秦缪公，舍于郑之圃庐。有五耆老人，皆百而立，自渭而出，于虞圃间舞而归。”这里的五耆老人即是五老，他们由渭而入，在虞圃间跳舞而归，与“愚公移山”的主人公愚公恰好相反。所以，很多人以为，五老和愚公是好朋友，其实不然。
因为，在唐代韩愈的《桃源》诗中提到：“吾闻古时五老翁，各服丹砂长生机。”这里的“五老翁”自然就是“五老”，而“各服丹砂”和“自秦渠归”显然与秦商联系紧密。丹砂即朱砂，而秦商即秦国之商，指的是对秦国有功劳的商人。所以，这句诗的大意是：我听说古时候有个五老翁，彼此相邀在秦地服食丹砂以益寿。这五老翁，即为“老莱子、朴子、郑子、史子”。
他们既然是相邀在秦地服食丹砂，为何最后又“自秦渠归”呢？这个问题，和陶潜《桃花源记》中提到的“秦人两世而终，与世外之人永诀”一样，恐怕只能留下无限遐想罢了。其实，无论五老和愚公是否相识，但他们对关中文明的贡献，却是有迹可寻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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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始皇的军阵和七国智囊团都来自于五老
在中国历代统治者的眼里，关中之地即是“风水宝地”，也是“智囊之地”。正如，我们熟知的“商鞅变法”、“张良出奇计”、“王猛佐苻坚”等，都是在秦、刘二皇朝时代的“关中人”与“门客”的典范。
至秦王嬴政，在“扫六合”一统天下后，所创的“秦朝”虽仅延续百年，但是却留下了一句至理名言：“虽万里隔，犹若面言”。说自始皇以后的秦王朝，虽地域万端，却犹如当面说话一样。从秦统一中国开始，中国才算真正意义的统一。而这种“大一统”的思想，最早则始于秦始皇身边的那位博士“伏生”。
伏生，据《史》《汉》曰：“伏生字子泉，山东兖州人也。秦并天下，伏生藏书周室，壁中书辛捷得，以相讲授，秦囚之。伏生从亡，节脱稿本，并十八篇，秦焚书时，伏生痛烧其半，获其九篇。至文帝时，求周秦故地旧书，有书皆入长安，封徐岳为集内二十四篇。”
然而，伏生能于秦末汉初传播“春秋”，除却个人的努力外，更应与汉初三杰之一的张良在张禄所传之《太公兵法》有密切关系。而在张良之后，汉初的文学博士“鲁俱”，更能推衍《太公兵法》以佐“文景之治”。这一切之间，是否存在着某种隐喻？或者，我们只能说“隐喻”是“天已破，而法先王”的续集。而这本书就在“五龙山”，与“秦时明月汉时关”有着相同的来源！
至于“八百里秦川”，最早应该是在东晋时期，由“关中平原”逐渐演化为“八百里秦川”。而这个“秦川”的范围，大约包括了今陕西中部地区，即眉县、岐山、宝鸡、武功、周至、户县、长安、蓝田、咸阳、泾阳、三原、渭南、临潼等地。除了，以“秦都”(今西安市)为中心的渭河谷地及周边以外，还包括了秦川北部的汾水河谷地。
那么，“秦川”为何又被称作是“八百里”呢？依笔者之见，只能解释为从汉代至东晋，八百里秦川的地域发生了很大变化。这个“八百里”不再是秦汉时期“六百里”，而“加两百里”后的新地理范围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