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永刚是世界冠军吗？
2008年夏季的北京奥运会上，一个不起眼的举重项目中，中国选手王永刚最终斩获冠军，这也是中国男子举重项目在北京奥运会上获得的唯一一枚金牌。
从此，“世界举重冠军王永刚”的名字开始让更多的人熟知，而王永刚本人对此也感到越来越不知所措。
生活中的王永刚，原本只是一个为人憨厚的湖南农民，13岁丧父，从小撑起12口之家生活的重担；16岁辍学打工，先后在建筑行业做过小工，在广东普宁电子厂做过操作工，也在饭店洗过碗。
2002年，29岁的王永刚才开始接触举重，并于3年后成为世界级举重冠军。但成名后的王永刚才体会到，没有文化对他从事举重运动以及今后生活带来的困扰：他不懂法律，每次比赛前不懂合理维权，屡屡被经纪人骗；不懂经营，生活中毫无财务概念，20多岁了还活在梦里；不会说话交际，给记者的直观印象是“人很实诚，但说话总显得很笨”；不会处理荣誉，获得全国冠军后他被安排进入大学学习，但不到三个月他就因无法忍受枯燥的学习生活而主动退学……在“冠军”的光环下，王永刚的性格缺陷被无限放大。
当国内媒体纷纷以“世界举重冠军穷到无钱上网”来进行报道时，“冠军”王永刚却觉得，“我是世界冠军，不要宣传我穷”。
而实际上，因为不懂纳税、不懂得通过法律手段合理维权，获得的冠军奖金全都进了经纪人和俱乐部老板的腰包，王永刚真正拿到手的钱并不多，20万元的奥运冠军奖金只拿了2年，30万元的世锦赛冠军也只拿到过1年。在一次比赛后，他还遭到俱乐部老板2年索赔近10万元的起诉。
虽然生活窘迫，但王永刚对比赛和训练始终认真。因为他深知，对于来自农村没文化的他来说，举重是他唯一的出路。8年的举重生涯，他从不知疲倦、从不偷懒，每天起早贪黑训练7个小时，常年累月在零灯光训练馆里，每天白天训练、晚上看书学习，只为不断进步。每次比赛前，他都专心致志练肌肉，练耐力。在他看来，“冠军”不是目的，而只是自己多年辛苦锻炼的回报。
但当“冠军”头衔带来的种种烦恼包围这个不懂应对的农村男孩时，“奥运冠军”的头衔又能怎样？不仅不能把他“变”成富人，不能给他带来良好的教育，不能帮他在北京买车买房，这个冠军头衔还使他的生活处处碰壁。
王永刚很尴尬：他不能去打工，因为自己就是打工的；他去求职，又没有任何技能；他想做生意，可第一本钱不够，第二没经验，第三没策略……
在“文化”的面前，“冠军”显得多么无力。也正是这个原因，使“文化”成为了很多成名运动员渴求的东西。
曾春蕾是北京奥运会中国女排的主力队员，为了让她专注打球，父母将原本在她身边的书搬到了排球馆，每天在训练之余就让她读。2009年初，刚刚21岁的曾春蕾参加高考，并顺利被北京体育大学运动训练专业录取。当年十月，大学刚开学不久的曾春蕾就在世界排球锦标赛上斩获冠军。
曾春蕾的父母没有因为女儿成了世界冠军而得意忘形，相反，他们非常审慎和明确地向女儿提出了要求：必须要好好学习。
与王永刚相比，职业运动员文化教育的“东风”来得早得多，国内最早的职业体育运动员培训计划可以追溯到1987年。当年7月，国家体委在合肥正式成立国家体委运动员学校，同时在全国18个省、市、自治区设立体育干部培训基地，负责各项目的业余优秀运动员文化培训工作，这就正式拉开了运动员文化教育的序篇。
在运动员学校的成立大会上，国家体委副主任李红宁强调：“解决优秀运动员文化补习问题，是振兴中华、提高我国竞技体育水平的重要前提；是确保优秀运动员充分发挥技能和才智，为国争光的一项重要举措；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。”
而后，在1998年12月，国家体育总局又发出《关于加强优秀运动员文化教育和竞技体育工作的意见》，强调：“优秀运动员文化教育和专业培训工作，是与竞技体育相并存的国家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。”运动员的文化教育从此正式确立。
时至今日，由于职业体育的迅速发展，越来越职业化的教练员、运动员对文化学习越来越重视：杭州有“浙江体育职业学院”；深圳有“深圳市体校”；大连有“辽宁省体育学校”……这些专业运动队“分校”的建立，为专业运动员的文化学习创造了良好的条件。而在北京体育大学、上海体育学院、广州体育学院等体育类大学，更多的文化教育家将走进职业运动场，为优秀的职业运动员进行文化铺垫。这对职业足球、职业篮球等队的运动员文化学习的意义更加重大。国家还将运动员的文化考试纳入到体育单招考试中，给运动员文化教育开启了一扇门。